北京城市建设应首重文物保护

北京城文物古迹保护得好坏，不仅在全国有表率示范作用，而且为全世界所瞩目。特别是北京目前正在全力以赴申办2008年奥运会，北京城将掀起又一个建设高潮。日新月异的北京将以什么样的面貌迎接未来的世界体育盛会，是一个风格趋同似曾相识的北京，还是一个独具中华传统文化神韵的北京，答案不言自明。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许多文物古迹在推土机的轰鸣中灰飞烟灭，一些历史文化名城频频告急，有的则已是名存实亡；特别是今年以来，文物古迹遭到“建设性”破坏的事件更是频频揭诸报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遇到了严峻挑战，保护文物古迹又成了公众的热门话题。

作为金元明清帝都的北京城是集中国传统之大成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东方古都的代表之作。几十万年的人类活动，几千年的风云际会，积淀下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使北京文物古迹菁华荟萃、灿若星辰，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不仅在国内无处望其项背，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其俦

鉴往知今。回顾一下民国以来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对我们今天不无益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研究员说：“从金中都、元大都，一直到明清北京城，北京是专门作为首都而规划设计的。最初元大都的规划有着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更多地保持了《考工记》‘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制度。由于皇城居中，使得东西、南北城区之间的交通梗阻。民国以来，北京先是拆除了部分瓮城，继而打开几个城墙豁口，进而拆改皇城及其前沿，拦腰打通东西城两条主要通道——紫禁城与景山之间的横街和皇城南门前的长安街。尽管如此，甚至若干新式楼房的出现，都对古都的面貌并未产生太大影响。50年代北京的规划是全面学习苏联，强调要把北京建设成一个生产的城市，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人民首都与封建古都相重合，依据同心、同轴的旧城改造方案，首先拆除了中轴线上皇城前沿的中华门、棋盘街和东西千步廊与东西三座门，接着是前门五牌楼以及东单、西单牌楼，东四、西四牌楼以及北海前的金鳌玉桥；继之，拆除了古都的最大特征——内外城墙和城楼。1984年城市改革会议以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作为城市干道的立交桥，商业及旅游业的写字楼、饭店、超级市场等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这一切建筑依据的城市规划，依然是在50年代所奠定的新区包围旧区、与历史古城同心同轴模式基础上制订的。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北京市区急剧扩大，从二环扩展到四环。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和设计，许多新建的多层和高层建筑群及其街区，与市中心的历史旧区缺乏风格特色上的联系；二环路以内古旧建筑的拆毁和新建筑的层高与风格也有失调、失控的问题。”

杨鸿勋总结道：“北京城市发展的最大教训就是，城市规划思想和发展模式始终是建立在以旧城为中心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矛盾突出。然而，这已是无可挽回的既成事实，但教训却不能不认真记取，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文物古迹的保护要从城市建设规划做起，并体现在城市建设规划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文物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城市规划学家李准说：“北京在文物古迹的保护方面下了不少力气，取得一定成效：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一大批著名古建的大规模修缮，国子监街的妥善保护，特别是在平安大街和广安大街的改造过程中，注意加强保护文物：施工前对沿线文物作了仔细的前期研究，从而使沿线的孙中山逝世纪念地、和敬公主府、段祺瑞执政府等安然无恙。新近开工的广安大街对德寿堂药店、京华印书局等都完璧保留。为了保护位于虎坊桥闹市的纪晓岚故居，还把道路横断面予以调整修改，基本做到完好保护。今年北京又划出24片历史街区作为保护对象，范围之大前所未有。最近北京市政府又挥出大手笔，准备在今后的三年中投入3．3亿元巨资分期分批地对北京重要的文物古迹进行维修，其投资力度之大、维修古迹数量之多为建国以后绝无仅有。”

《文物法》已难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新形势，亟须健全；历史文化名城评定已历十八度春秋，全国已有99座城市榜上有名，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法律却相当滞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7年前就已开始拟议，如今人们望穿秋水，仍然不见踪影

不久前定海事件的深刻教训是，目前我们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所以，加强文物保护的立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实在是文物古迹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

专家认为，中国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文物保护必须要分出轻重缓急，所以不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一批批地确定，省、市及各地区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如此，而且还有一个地区平衡的问题。如山西，元以前的古建筑比比皆是，所以元代以后的古建筑就很难列入“国保”；而在甘肃，元以前的古建筑稀如麟凤，因而明代古建筑身价倍增。所以一时尚未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古迹并不等于不重要。北京的一些明清四合院就往往遇到这一问题的困扰，美术馆后街22号院就是一例，这所专家认为有保存价值的四合院因为目前尚未定级而要保它便于法无据，房地产商正是以此为借口，要强行拆毁，使得这一有保护价值的明清四合院因房屋主人被判败诉而命若游丝。

近年，北京地区陆续有一些考古新发现不断带给人们新的惊喜，如王府井古人类活动遗址、石景山老山汉墓、海淀畅春园遗址、延庆唐代墓地等，都为北京历史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但同时也给文物古迹保护带来新的问题。这些新发现来得突然，时间仓促，须边建设边考虑如何保护的问题。新的发现还易引起对其史实和其历史、艺术、文化价值的不同认识和争论，从而导致不同的处理意见：如专家认定的广渠门内大街上的曹雪芹故居因认识不同而前途未卜。专家认为，此类事情的处理必须慎之又慎，应充分尊重专家意见，对有争议的历史文化古迹不宜草率从事，而应先予保留，再从长计议。

据北京市文物局统计，目前，北京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3处，其中大多数对公众开放，保护较好；但也有个别文物古迹现状不如人意，如大高玄殿这座属于故宫建筑群的皇室唯一的道教建筑，目前成了某机关的后勤车库和杂物堆放处，凌乱破败，隐患重重；位于东四六条的清末大学士崇礼的住宅中，一百多户居民拥挤其中，各种见缝插针搭建的小棚密如蜂房，空间窘迫，杂乱不堪；幽深闳丽的恭王府除花园外，也一直被一些单位占用。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22处，由国家管理利用者不足三分之一；其它三分之二则大多为国家机关和部队占用，其中既有清末显赫一时的醇亲王北府、清代铁帽子王之一礼亲王代善及其后人居住的礼王府、清初元勋济尔哈朗及其后人居住的郑亲王府和俗称“九爷府”的孚王府等气势恢宏的清代王府，也有段祺瑞执政府这样的近代著名建筑和福佑寺、吕祖阁、都城隍庙后殿等宗教建筑和近代金融机构旧址等。由于偏重使用，很少维修，被占古建大多颓败。而目前这些古建占用单位不少已另建新楼，因此，有关部门和专家认为，国家应作出明确规定，已经腾出的古建必须无条件归还国家，明确规定腾退时间，拖延不归者，要对古建的使用性质和使用方向作出调整，必须开办成文化场所或博物馆；对于暂时尚不能搬迁的，必须责成占用单位定期维修保护，不修者由政府强行维修，由占用者支付维修费用，否则，文物主管部门有权无偿收回。

保护历史城区决不是看堆守破烂，而是要延续和保持古城原来的风格特色或者说格局。旧城区必须改造，但问题是如何改造

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和世界文化遗产是三种不同性质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和方法也不尽相同。目前，世界文化遗产如北京的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坛等属顶级文物古迹，而且往往是旅游胜地，一般说来其保护应不成问题，文物古迹有《文物法》，情况也还可以，目前最为棘手是的历史街区的保护。因为历史街区不仅面积大，而且现在仍然住人。五十年代初的北京，当时的四合院清清爽爽，极其适合人的居住；只是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和住宅建设的滞后，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住在这里的居民强烈要求改善居住环境，而这正是一些开发商破坏历史街区的借口，一些领导同志也误以为保护历史街区不仅要政府花钱，也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愿望矛盾，因而对保护历史街区行动不力，甚至背道而驰。其实没有任何一位专家说过，保护历史街区就是要原封不动。为改善旧城区人民生活质量，一方面要加强旧城区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好有价值的建筑和街区；同时可采用市场机制，将有价值的老房推向市场。愿意住新房的人可以通过置换迁入新房，政府也可以通过收购，将老房子维修后出租、转让、甚至拍卖。由于老房子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价值，必定会升值，这样不仅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望，同时也使人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原物作为一种文物，一旦毁坏无存，是不可能再现的。即使摹仿如真的复制品，也不再是文物。造假古董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会弄巧成拙，此类教训已吃了不少，切勿再蹈覆辙

前些年，北京曾提出一个口号——“把古都风貌夺回来”。于是出现了拆毁文化瑰宝琉璃厂而代之以新建的假古董，平安大街旁矗立起现代仿古建筑，或在现代楼房上加盖古亭等生硬迭加和袭取皮毛的作法，以示“夺回”。但“风貌”不是“原貌”，“原貌”不是“原物”。